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，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，更加注重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、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、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。

      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、同源、同过程的特点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。但目前，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依然薄弱，结构性、根源性、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。如何实施“协同”？在“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1年会”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权威作答。

“减污”“降碳”缺一不可

      不同于发达国家先解决环境污染、再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，我国既要减污，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，同时又要有效控制碳排放，为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筑牢基础。协同推进可谓“一箭双雕”。

   “近年来，在城市人口、能源消费等数量不断上升的同时，PM2.5浓度和碳排放强度都在显著下降。背后贡献来源是什么？”王金南说，据中国工程院评估，在2018-2020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期间，贡献最大的措施是工业提标改造、民用能源清洁化，前者对全国和长三角地区PM2.5浓度降低的贡献分别为21%和30%，后者为京津冀和汾渭平原两大重点区域PM2.5浓度下降各贡献了38%和26%。同时，三年行动也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显著效应，全国累计减碳4.9亿吨。

    “温室气体与传统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相同的驱动力、相同的根源，空气质量问题影响着气候变化，极端气象等气候也会影响环境改善。”王金南表示，从必要性和可行性来看，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势在必行。“结构性问题突出是实现美丽中国及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共同挑战，协同推进则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、实现降碳目标的根本途径。高度同源性又使得减污降碳的可操作性非常强，能够基于合理手段实现两大目标。”

      王金南介绍，预测显示，若能按期实现碳中和愿景，到2060年前后，PM2.5浓度大体可降至10-15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值。而据生态环境部通报，2020年前11个月，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.5平均浓度达到世卫组织第一阶段35微克/立方米的目标，该成绩已非常不易。

年均降碳目标要达到3亿吨

      在王金南看来，减污降碳仍需持续发力。“在全国整体改善的同时，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。2015-2020年，PM2.5浓度超标城市比例从68.5%下降到37.1%，全国依然有约40%的城市空气质量没有达标，有些省份一个城市都没有达标。”

      通过对70个已宣布碳达峰目标的城市进行分析，王金南还发现，其中35个城市自身PM2.5浓度尚未达标。“从碳达峰到碳中和，欧盟大约用了70年时间，减排约40亿吨，年均减排二氧化碳0.6亿吨左右。我们要用30年时间，减碳100亿吨左右，年均减碳目标要达到3亿吨。实现减污降碳的时间紧、任务重，现阶段要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，推动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。”

       王金南进一步指出，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，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，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，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。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，其早晚与高低将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长和难度。“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，需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，能源消费刚性增长需求旺盛，将给碳达峰带来巨大压力。”

       而据记者了解，部分地区仍在“高碳”轨道上谋发展，认为2030年前还可继续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，攀登排放“新高峰”后再考虑下降，这正是没有认识到降碳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：“十四五”新建的高碳项目，其排放将延续到2050年前后，还会压缩未来20-30年低碳技术发展空间，对碳中和进程造成影响。

重点关注热点区域

       结构性、根源性、趋势性压力还表现在，我国粗钢、水泥产量和煤炭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一半以上；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；局部地区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，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。如何进一步推动减污降碳？王金南提出目标、空间、对象、措施、政策及平台6个维度的“协同”。

     “针对每个主要城市，分成2025年、2030年、2035年等不同阶段，同步提出空气质量达标与碳减排目标。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间高度聚集，重点关注这类‘双高’区域。”王金南说，2017年全国碳排放量排名前5位的网格，合计贡献了全国68%的二氧化碳、60%的氮氧化物及46%的一次颗粒物，这些正是热点区域。

       从行业来看，工业、电力、交通及建筑碳排放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90%以上。“二氧化碳排放是均质的，北京排放1吨与上海排放1吨差不多，但空气质量区域性差别却很明显。在选择治理对象时，更多要以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作为依据，识别不同地区的重点部门。”王金南提出，因任务高度一致，减污与降碳的措施也可协同。“例如，大力发展风、光等可再生能源是电力行业降碳的主要措施，这对彻底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也非常有效。”

       王金南还强调，应创新减污降碳协同政策机制，并建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和碳达峰“双达”管理平台。“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都是一个‘烟囱’出来的，统计监测应由同一个部门监管。但在一些城市，两套管理体系还是分开的，因此首先要建立城市空气质量与二氧化碳排放协同评估方法，在技术层面予以突破，不能光喊口号。”